《达芬奇密码》:未必适合电影

    黑暗中,我身边的那位女士不断地发出惊叫,而银幕上是以神之名的杀戮、自虐、追逐等等血肉模糊刺激神经的场面,我借着影片难得的明亮镜头瞥了那女士一眼,嗯,陌生人真好。
    据说这是一部忠于原著的改编电影,当然,在原著小说全球畅销三千万册的压力下,哪个导演有气魄有胆量做“个性发挥”?而2.24亿美元的全球首映票房,排名历史第二,也充分证明了这种策略的合理性。试想一下,像中国这种信仰淡薄杀佛弑神的唯物主义国度,居然也贡献了超过四千万人民币的首映票房,一群无神论者在黑暗中忍受两个多小时的宗教辩论,在诸如郇山隐修会、事工会、圣殿骑士团、圣杯之类的名词概念间纠缠不清,如果不是奔着小说去的,那还真是今夕何夕,不好解释。
    朗•霍华干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这活儿换了谁也一样。《达芬奇密码》的火一是靠宗教题材的话题性,二是悬疑解谜式的情节设置。宗教题材就不展开说了,那边厢教会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号召信众要“多做祈祷,坚定信仰,驱除诱惑”,一副大敌当前的阵势。而悬念小说讲究的是暗度陈仓、柳暗花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捉迷藏式的智力游戏,文字铺陈上的匠心与技巧转换为视觉呈现,必定有得有失,这又不得不涉及到两种媒介各自的长短。
    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电影应当属于
热媒介,这意味着信息明确度高,能高清晰度地延伸人体的某一感觉器官,其传播对象在信息的接受过程中参与程度低,想象力发挥程度低,而相对应的,接受过程中需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参与程度高的文本小说便当是冷媒介了。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可以暂停、凝视、沉思或者翻回前页再次拾捡细节线索,节奏和方向是可以自由掌控的,推理的乐趣便在其中,而在电影院中,胶片飞转,逝者如斯,观看的时空向度是被固定的,你无法回到三秒前的一个镜头,或者在一幅关键帧稍事停歇,你的感官只能不停地追赶着银幕上的光影变化,情感上的冲击超过了智力上的判断,这就是说,并不是随便一部小说都适合改编成电影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朗•霍华出动了他在奥斯卡获奖片《美丽心灵》中使过的招数,但在破解斐波纳契数列以及相关的换位法密码时仍然捉襟见肘,几个发亮的字母就能代替复杂的思考推理过程吗,未免把观众都当成约翰•纳什了。类似的无厘头场面还有密码筒的解密,那简直跟具有中国特色的“拍脑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最后的结果就是,信息过度,悬疑全无,动作老套,推理不足,沦为一部靠大腕、视效和惊吓来补救的二流动作片。
    当然,错不在朗•霍华,他毕竟让我们看到了汇聚了《蜘蛛侠》的章鱼博士、《蝙蝠侠》的面具人、《X战警》的万磁王这般华丽的配角阵容,他毕竟让我们见识了商业时代的文化奇迹,也领略了全球化语境下符号学在市场博弈中的强大威力。
    欧洲是文明的,富裕的,人本的;艺术是高尚的,尊贵的,智慧的;那科学是什么?信仰呢?
    我是在说房地产广告吗?

在观片之前已在媒体上看到不少关于此片的负面消息,评论的导向似乎都不是太好,不过作为看过原著的读者之一,我还是下定决心要走进电影院。在两个多小时之后从影院出来,我想我还是基本满意的,虽说影片没有带来过多的惊喜,不过朗霍华德执导的影片还是还原了小说的原貌。至于不少观众的失望,我想更多还是来自于现实与心理过高预期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针对于阅读过原著的观众。读过原著的观众在欣赏这部影片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小说故事的一次重温,所以说这部忠于原著的影片不可能带来过多惊喜。另一部分没有阅读过原著的观众,可能更容易会对影片感到失望,毕竟这部以宗教为主题的影片让观众在理解上不免会感到生涩。

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一部成功的小说未必就能够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影,记得塔可夫斯基曾经就认为电影应该独立创作,又如法国新浪潮时提倡的作者电影。有些小说适合改编成电影,而有些小说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而《达芬奇密码》实际上属于后者。小说故事的发展虽然张驰有度、环环相扣,但这并不是这部小说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以此为卖点就好象将影片《达芬奇密码》定义为惊悚片一样无趣。小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触及了天主教最敏感的要害,关于于耶稣的身份,极大的颠覆了几千年的天主教教义。以如此大胆的设想又怎么能不引起轰动畅销呢?而关于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的推理一方面来自于罗伯特兰登教授与苏菲的大量对话,另一方面来自提彬爵士的分析,而这些大量蕴念着历史、宗教、美术鉴赏和艺术史知识的对话通过电影来表现实际上有些吃力。

由于电影篇幅所限,影片只能通过一些闪回来重现历史疑问,同样在对人物的处理时也只能是草草交代,而不能将背景说得透彻。毕竟原著中庞大的信息量无法通过短短两个多小时一一交代清楚,而阅读小说时则可以慢慢消化吸收,所以对那些没有阅读过原著的观众来说欣赏这样的电影在理解上未免有些累。虽然小说《达芬奇密码》并不是太适合改拍成电影,但也并非说视觉化的影像对于某些解密的理解上没有补益,虽然文字可以详尽地一一说明分析,但有时却不如画面来得直接,特别是影片中提彬爵士在演示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中圣杯的存在,用局部的凸现和移位非常清楚地进行了表达,就这点而言电影的优势是明显的。文字和画面这两种表现形式上的异殊也决定了彼此各自的局限性,所以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很适合转化为电影。

成功改编文学作品的电影往往是带有导演个人意识的再创造,导演在拍摄电影时添加了新的观点和意识,使电影成为一个全新的艺术作品,而不仅仅是原著的翻版。而朗霍华德并没有对《达芬奇密码》再创作,而是最大化地遵循了原著的观点,或许他认为这样敏感的电影已不需要再改动什么了。不过朗霍华德从娱乐性考虑,他还是加快了影片的节奏,让追杀场面略显紧张些,好在他没有让这部影片变成枪战动作片。有人认为《达芬奇密码》近似于《国家的财富》,不过较之《国家的财富》纯娱乐片的定位,影片《达芬奇密码》还是相对偏重于历史解密和推理。事实上以这部影片涉及宗教的敏感题材的确就是票房的良好保证,朗霍华德不需要为此冒改编的风险。

受争议的宗教题材往往能刺激电影的票房,而以影片《达芬奇密码》所虚构出的耶稣非神论的观点必然会像1988年大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推出了《基督的最后诱惑》,片中因为大胆触及天主教教义而在上映后引起巨大争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上映的梅尔•吉布森执导的低成本电影《耶稣受难记》成为了票房的黑马,以几千万的成本坐收几个亿的票房。不论争议多少,受到关注的程度却是不容置疑的。加之罗马教廷的反对声,一些宗教人士的示威等消息,反而为影片《达芬奇密码》起到了鼓吹的效果,因此影片的票房成绩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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